马小鹤 （章静 绘）
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摩尼教，中古时期曾广泛盛行于丝绸之路，遭到打压后避入我国东南滨海的福建、浙江等地，一度湮没无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考古发现使摩尼教原始文献重见天日，成为能够“预流”的抢手学识，又有金庸小说将其引进华语文学世界，自此人们对摩尼教的爱好与误解同在。
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摩尼教文献由中古波斯、帕提亚、粟特、回鹘、科普特等多种言语构成，摩尼教研讨因而被以为是极有难度的学术制高点之一，也是一门真实世界化的学识。在敦煌吐鲁番文书惊现于世的年代，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等人对其间的摩尼教经典做了刊布与研讨，我国的学术得以立于世界摩尼教学林。一个世纪后，我国福建的霞浦、屏南、福清等地自2008年起连续发现摩尼教科仪文书、摩尼教造像和文物，再度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广泛注重。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我国研讨馆员马小鹤多年来致力于摩尼教研讨，著有《摩尼教与古代西域史研讨》（我国人民大学出书社，2008）、《光亮的使者：摩尼与摩尼教》（兰州大学出书社，2013）、《霞浦文书研讨》（兰州大学出书社，2014）等。他对福建新出的文献做出解读，在世界摩尼教学术评论会上介绍其内在，是为世界学界注重霞浦文书之始。
新材料相继呈现，研讨不断开展，学者也不惜于更新自己的观念。在《上海评论》的专访中，马小鹤先生从头评论了他对福建霞浦文书的知道，弄清人们对摩尼教的常见误区，并介绍了摩尼教研讨的最新开展。
摩尼教僧侣在办公桌上写作。摩尼教抄本残页“MIK III 6368”正面，手稿来自高昌遗址。
福建晋江草庵摩尼光佛像，2021年当选世界文化遗产。
摩尼教在很长一段时刻内被以为是一个“死去”的世界性宗教，而近年在福建霞浦等地连续发现的一批民间宗教文书，被以为包含有清晰的摩尼教要素，或许改写摩尼教的前史。能否请您扼要勾勒摩尼教兴衰的时刻线，并结合这批文书谈谈摩尼教在华的归宿？
马小鹤：我的个人观念是，摩尼教确为“死去”的世界性宗教。明朝初年或许咱们还能够称之为摩尼教，明中期今后则“名存实亡”。尽管在官方文件或民间文书中仍有摩尼教的元素留存，但我以为这现已不是摩尼教，而是融合在我国的民间宗教里。民间宗教很杂乱，不能由于其间有摩尼教的成分就确定其为摩尼教。
摩尼教（Manichaeism）由摩尼（Mani，216-约274）创建，在世界性宗教中诞生得不算早。释教、基督教在它之前，伊斯兰教则晚一些。摩尼教的中心建议是“二宗三际论”，即空间上敌对的光亮、漆黑二宗，和时刻上连续的曩昔、现在、未来（初际、中际、后际）三际。其传达开展的宏阔地图能够和释教、基督教比美，文书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但由于很早就遭到深重的冲击，实力无法同后两者混为一谈。我国是摩尼教终究消亡的当地。至少到元末明初，摩尼教还有适当的生命力，明清时期则逐渐消亡。
关于在民间留存至今的摩尼教元素，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我在触摸霞浦文书之初十分振奋，对它有过高的估量，以为其间有切当的摩尼教要素。终究，此前现已好久没有摩尼教的中文材料面世了。别的一位研讨摩尼教的专家、中山大学的林悟殊先生写文章提出不同定见，以为不能过火着重文书的摩尼教性质。我以为他的定见十分值得考虑。从新闻的视点来讲，能够说这批文书使咱们从头发现了“摩尼教”，但要在学术层面做出这种定论，现在条件还远不成熟。要获得满足的依据，则需求更多的田野作业，对那些在世的、把握科仪文书的法师做访谈、记载和揭露，看他们对摩尼教常识还有多少了解。
研讨摩尼教运用的多语种文献材料有哪些？汉语材料在其间是怎样的人物？
马小鹤：多语种文献材料十分多，由于摩尼教经典曾被翻译成各式各样的文字，但材料都比较残缺。除了古叙利亚文之外，往西开展较为大宗的是发现于埃及麦地纳-马地的科普特文，也有希腊文、拉丁文的残卷留下；往东开展，中古伊朗语的几种文献都有残卷留存，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也都有文献。这些文献绝大部分不是在伊朗，而是在我国吐鲁番发现的。吐鲁番还发现了不少回鹘文文献。所以，摩尼教的开展从一开端就和我国前史有亲近的联络。
在2008年霞浦文书发现之前，摩尼教汉文文献首要有三份，分别是《下部赞》《摩尼教残经》和《摩尼光释教法仪略》。《摩尼光释教法仪略》分红两片，分别由斯坦因、伯希和带去了英国和法国。《摩尼教残经》留在了北京，是敦煌藏经洞中十分重要的文书，却被伯希和漏掉了。
《摩尼教残经》，由斯坦因发现于莫高窟藏经洞，现藏我国国家图书馆
汉文材料除了能阐明摩尼教在我国的传达状况外，另一方面还能让学界了解其教义。《摩尼光释教法仪略》是经过改编的文书，纲举目张地把摩尼教要义提炼出来。《摩尼教残经》已根本上确定是个翻译的著作，德国学者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现已很具体地把帕提亚文和粟特文材料和它进行比照，其他学者还用回鹘文材料做了比照。假设没有这样一份汉文文书，这些比较是不或许进行的。吐鲁番文书适当四分五裂，再通晓摩尼教的学者，都很难把这些帕提亚语、中古波斯语以及回鹘语的材料整合到一同。从形状上、逻辑上都很难想象。但有了汉文文书，依照张广达先生的说法，就有了“母胎”，大致知道是什么罐子，才干把陶瓷的碎片贴上去。
假设没有霞浦、屏南、福清文书，一直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三份汉文材料里打转，那么华语学者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福建诸地包含摩尼教成分的民间文书的发现，为华人学者的研讨供给了丰厚的材料。
霞浦文书《奏申牒疏科册》书影
摩尼教入华之后的“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都在唐代：武则天在位时，摩尼教高僧能讨得欢心，收支宫殿，与释教僧侣相互辩难，传达教义；到会昌年间，唐武宗则全面制止摩尼教，斩草除根，近乎灭顶之灾。这种好事多磨的际遇，与那个年代的政治布景有怎样的联络？
马小鹤：武则天是女性称帝，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很难被承受，所以她应该是片面上有知道地寻觅异端思维作为思维资源。这个进程中，她的首选也不是摩尼教，而是首要运用释教的异端弥勒教来支撑她称帝的言论。趁便，她或许觉得摩尼教也能够运用。但这方面的史料不多，很难做出更详尽深化的剖析，根本上仍是一种假定。
唐武宗灭佛有更杂乱深入的原因，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不准摩尼教是灭佛的序幕。摩尼教人数少、影响力小，不准它相对简单，引起的轰动也不大，以之作为先声，然后才开端大规模制止释教。
当然，摩尼教终究是远远竞赛不过释教、基督教。后两种宗教也曾再三遭到打压，但基督教赢得了统治阶级的崇奉，终究成为欧洲主导地位的宗教。释教前期传入我国也再三被打压，可是它总算扎下了很深的根，赢得民众和统治阶级的崇奉，在我国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摩尼教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一点。
除了武则天或许想运用摩尼教之外，只要回鹘可汗崇奉过摩尼教，在回鹘西迁今后，持续崇奉摩尼教，在吐鲁番留下了许多摩尼教的文献与绘画。其他时刻里它根本上没有赢得统治阶级的崇奉。摩尼教在民间有些开展，但和释教、道教、儒家比起来，它终究弱势得多。所谓“三夷教”——拜火教、景教、摩尼教，全国三夷教的寺院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小邑里的释教寺院多。对唐朝人来说，只要常识渊博的少量官员或学者触摸过摩尼教，有所了解，留下了文字记载，后来根本上也就被人遗忘了。
遭到唐武宗打压今后的摩尼教怎么在华夏自我生计？您曾总结摩尼教避入福建今后的三个特色：是异端而非背叛、走向群众化而非精英化、走向道教化而非释教化。能否谈谈其间的原因？
马小鹤：依据伯希和与沙畹的估量，会昌法难之后摩尼教并没有灭绝，由于他们在各种史料里还找出许多摩尼教活动的记载，王国维、陈垣也找到过一些材料，但这些记载是否确定是摩尼教，仍是能够进一步剖析和甄辨的。
一些摩尼教徒从帝国中心逃往东南滨海。学者多引证《闽书》记载，以为会昌法难之后呼禄法师将摩尼教传入福建，也有学者以为早在大历年间（766-779）年间就现已传入了。
福建明教的性质还有争议，有人更着重它是摩尼教的，有人觉得现已是民间宗教的一支。我比较倾向于以为它传承了摩尼教，假设说霞浦文书中的《摩尼光佛》构成于北宋曾经、唐末五代的话，它在许多当地和敦煌文书仍是一脉相承的。尔后尽管遭到许多影响，产生许多改变，但总的来说仍是承继了曾经的神谱。
一般只要当一种宗教引起费事遭到政府打压时才会见诸史书记载，所以给人以一种形象，觉得它是一种背叛。我以为避入福建的摩尼教并非背叛，从霞浦、屏南、福清发现的文书来看并没有背叛的成分。当然它是异端，有时被误解为释教的一支。我以为摩尼教并非只要沦为隐秘教一途——这一点或许与许多学者观念不相同——第二条路是树立寺院式摩尼教，如晋江草庵，第三条是变成揭露的民间宗教，如霞浦乐山堂。转入民间的时刻，我的开始形象是明代中叶今后。明朝是思维独裁更严峻的朝代，对非背叛的异端也有打压，无论怎么朱元璋是农民起义身世，对异端宗教或许产生的力气比较忌惮。
“精英化”的摩尼教生计根基不牢。尽管前史记载确有一些学识深邃的摩尼教和尚同士大夫往来，但由于终究摩尼教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也不见得有固定的经济来历，这些人逐渐也就消失了。从现在发现的民间文书来看，摩尼教呈现的场景许多存在于民间的丧葬典礼，老百姓简单承受，所以是走向群众化。
终究一点“走向道教化而非释教化”还需评论。由于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早，我其时看到的文书中，摩尼教是仿照道教的形状来表现的，所以判别它的道教化趋势比较强。可是后来《摩尼光佛》全文及相片刊布之后，咱们发现至少到唐末五代、北宋时期，摩尼教的释教化还在进一步加深，或许是在北宋之后道教化颜色才越来越重的。北宋霞浦的林瞪后世被崇高化为“洞天兴福雷使真君”，道教颜色比较显着，是一个标志性人物，在《摩尼光佛》里没有呈现，而在其他文书中现已看到他。这种状况下，开始感觉在北宋曾经仍是释教化的趋势比较显着。
事实上，跟着文书的不断刊布，研讨定论仍在持续的开展和改变之中。新材料相继呈现，不同学者的解读也有所不同，有些问题会渐渐获得一致，有些问题则会持续评论下去。
摩尼教更为群众熟知的称号或许是“明教”，尤其是在金庸小说中有许多关于明教的内容。明教是摩尼教在我国东南滨海的“化身”吗？它与唐代北方盛行的摩尼教是什么样的联络？您怎么看金庸小说里的明教？
马小鹤：宋代东南滨海盛行的明教，与唐代北方盛行的摩尼教有显着的传承，其神谱、神的结构是一脉相承的。可是民间的活动遭到释教、道教、民间宗教的影响现已越来越大。比方在敦煌文书里，摩尼是教主，不是神；但到了霞浦文书中，摩尼现已和释迦牟尼、耶稣并立，而且是最重要的神。这很或许是遭到释教影响。
曩昔我也习气性地以为，摩尼教传到我国东南滨海今后成为明教，也便是把唐今后的摩尼教称为明教。但有的学者以为，唐代现已称明教了，首要依据是蒙古高原上的回鹘可汗三语碑的汉文部分。也有学者不以为然，以为那里的“明教”仅仅泛称，不是专称；唐今后才越来越遍及称明教，也有称“明教门”“明尊教”或许“牟尼明尊教”的。这些讲到明教的人，恐怕并不是一切人都清楚明教与唐代摩尼教的联络。
金庸先生对摩尼教、明教的遍及起了十分重要的效果，由于他是广受欢迎的武侠小说家。一起他有适当的前史学常识，假设他不感爱好，没有读过相关的材料，想必也不会挑选这个标题来写小说。金庸小说我读过一些，小说应有极大的发明自由，没有必要依据单调的考据效果来写。我想金庸先生在发明的时分是把它作为唐代今后在东南滨海盛行的摩尼教来描绘的，他要写的便是前史上的“明教”，仅仅其间具体的内容能够有艺术发明。至于说里边有些描绘或许更像拜火教，其实摩尼教在很前期就吸收了不少拜火教的成分。
这儿要说到摩尼教与其他宗教的联络。前期比较多学者以为它和拜火教联络亲近，由于其时发现的吐鲁番文书中有许多中古伊朗语文书，它的神明根本上是套用拜火教神明来指某个摩尼教的神，也确实吸收了不少拜火教的二元论。但跟着材料开掘的开展，特别是在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文献数量可观，咱们显着觉得它和基督教联络十分亲近。包含德国科隆发现的一份据说是最小的希腊文手抄本（CMC），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重，开过两次世界学术会议。从这份文书来看，摩尼前期思维受基督教影响比较深，现在西方图书馆分类里仍是把摩尼教作为基督教的异端来编目。一起，摩尼教在伊朗活动和开展，也吸收了不少伊朗的宗教成分，到我国则更多地吸收了释教、民间宗教的成分。
福建晋江草庵是世界仅存的摩尼教寺院遗址，2004年金庸先生曾观赏草庵并题词：“熊熊尊火，光亮之神。”
在《倚天屠龙记》之前，是前史学家吴晗的论文《明教与大明帝国》将明教与明朝的树立联络起来，而且广为撒播。明教在元末农民起义、北宋末年方腊起义等民变中终究扮演什么样的人物？能否谈谈“食菜事魔”与明教的联络？
马小鹤：吴晗1941年在《清华学报》上宣布考证文章《明教与大明帝国》，评论巨细明王、红巾军和明教的联络，轰动一时。但他也承认在西南联大看到的材料十分有限，其实不太经得起琢磨。我以为元末农民起义和摩尼教没有太直接的联络。小说能够有艺术加工，可是作为学术研讨，在“巨细明王”“明教”“摩尼教”“农民起义”之间画上一个个等号，从前史的视点来说是不对的。
“食菜事魔”——一些解说不清、成分杂乱、不被官方认可的，正统释教、道教也看不顺眼，比较简单惹费事构成民变的，晚上聚在一同白日散掉的，就把它归为此类。宋代温州的明教，西方学者称之为“温州奏折”的史猜中反映的便是这种状况，它和福建明教不同，是背叛的，被政府视为“傲慢之人”遭到打压。
摩尼教开展进程中确实有过这种背叛的力气，可是这种力气和方腊起义的联络并不清晰。很难证明方腊自己是摩尼教徒。可是在浙江台州等地，有一些摩尼教徒或许也参加了“食菜事魔”的暴乱活动，仅仅留存下来的文书中没有十分清晰的依据。由于遭到政府打压的力气自身是比较入世的，背叛的部分就被打压了。可是在民间作为异端的部分，政府觉得并不那么妨碍，就没有花很大力气去打压。
明教会瓷碗
霞浦文书中的《吉思咒》颇受学者注重，能谈谈它的代表性在哪里吗？
马小鹤：对《吉思咒》的知道有一个进程。刚开端文书只刊布了一部分，里边重复说到“夷数”，也便是“耶稣”，所以我也将它视为对耶稣的赞美诗。由于耶稣在前期的摩尼教中很重要，这在伊朗语文书和唐代汉文文书中十分清晰。到了霞浦、福清、屏南文书，夷数也始终是一位重要的教主，或许说神，所以就水到渠成地把不长的几行《吉思咒》解说成讴歌耶稣的文本。日本学者吉田丰提示我，“移活吉思”便是敦煌文书景教里的“移和吉思”，也便是圣乔治，“吉思”便是“移活吉思”的简称。比及《吉思咒》全文刊布今后，我觉得这篇文书的主角是“吉思”。《圣乔治受难记》的叙利亚文本现已翻译成英文，而《圣乔治受难记》粟特文本（从叙利亚文翻译过来的）只要德译著，没有英译著，我经过馆际借阅才找到一本。读了今后，我以为《吉思咒》是《圣乔治受难记》叙利亚文本或粟特文本的摘要，后者比前者要具体得多。
至于为什么圣乔治作为一个景教的殉道者进入了摩尼教的文本？这样的作业常常产生，比方摩尼教的“四天王”，便是死海古卷里说到的四位大天使，基督教里也有，摩尼教也吸收过来。摩尼教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包容性也使它终究丧失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在基督教盛行的环境里自称耶稣门徒，在释教盛行的当地又说是摩尼光佛、用“佛”的字眼，乃至“摩尼”与“牟尼”读音也附近，吸收了释教的许多方式。到了明清，摩尼教又采用了道教的方式，适应性强，很有耐性。相较而言，拜火教、景教、印度教都没有在我国广泛地盛行开来，它们更强硬、更坚持自己的教义，终究都中断了。而摩尼教弹性十足地不断地改变，尤其是在武宗灭佛今后的南边。林悟殊的观念是，摩尼教终究变成了我国的一种民间宗教。至少在明代中叶今后，它根本上便是一种民间宗教，带有或强或弱的摩尼教要素。
霞浦、屏南文书中有神祇“灵相尊王吉思真人”，图为福建大田的灵相宫。
您曾表明霞浦摩尼教研讨是敦煌学的新延展，能否谈谈摩尼教霞浦文书、敦煌文书以及胡语文献之间的联络？您运用的最新材料还包含2014年今后以新发现的日本藏元末明初摩尼教绘画，这些绘画与前述文书的内在联络是什么样的？
马小鹤：从言语来说，敦煌文书里现已有适当数量音译词汇，回译之后根本上能够搞清楚它本来的伊朗语、胡语。当然还有许多神的姓名、概念、宗教体系是翻译过来的，不是音译，但也仍是能清楚看到本来的伊朗语是什么样的。霞浦文书的呈现供给了更多例子。其间许多重要记叙不论是否见于敦煌文书，都能够在胡语文献中找到切当依据。
咱们看霞浦文书《摩尼光佛》的五佛——终究的先知第五佛摩尼、印度教的一佛那罗延（Nārāyaṇa）、琐罗亚斯德教的二佛苏路支（Zoroaster）、释教的三佛释迦文（Śakyamuni）和基督教的四佛夷数（Jesus）。我以为这种先知之链不像是到了汉地才开展起来，由于到这儿很自然地会把一些本乡的人物放在其间。五佛观念应该是在摩尼教进入我国之前构成的。但为什么敦煌文书里没有？敦煌文书或许仅仅摩尼教文书的冰山一角，由于十分偶尔的要素在藏经洞里撒播下来，三份汉文文书都是残缺的，许多的东西撒播在民间。抄本在不断地破损-重抄-增删的进程中撒播，终究变成了咱们看到的霞浦文书，以及福建其他当地发现的含有摩尼教成分的文书。
霞浦本《摩尼光佛》第47页
日本藏的这批摩尼教绘画，绝大部分没有文字，除了“摩尼诞生图”有一条很小的题记。我和西方学者沟通，有人觉得，其间最大的一幅《世界图》，许多内容能够用科普特文献解说。这幅《世界图》包含了摩尼教首要的根本教义，尽管经过几番演化，实质性的源头仍是摩尼思维。科普特文献数量巨大，是从摩尼写的叙利亚语文献翻译而来的，表现了摩尼的思维，它们之间有许多可比性。但在十三、十四世纪，我国人制作这幅世界图的时分，不或许触摸过科普特文——科普特文文献是后来考古发现的，也没有任何依据阐明科普特文传到过或许翻译到过我国。所以这两者之间肯定是离隔的。霞浦文书的内容也来历于摩尼思维，假设用霞浦文书解说这些绘画就有很大的有效性，只不过它们都阅历了不同程度的演化，这些演化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互动联络。比方，摩尼出生的故事，在西方是什么形状的，也不是十分清楚，可是在绘画、霞浦文书中，都遭到释教十分显着的影响，这只或许产生在我国江南、华南。时刻上或许产生在武宗灭佛今后，但在此之前或许现已有某种蓝本，蓝本的问题还能够持续评论。
元朝画作《世界图》描绘摩尼教的世界论
您前面说到，由于没有完好揭露的材料，霞浦文书的研讨中呈现了耳食之言的状况。近年来仍不断地有摩尼教文献、遗址在福建福清、屏南等地被发现，这些材料是否得到了体系的收拾和刊布？您经过哪些途径看到最新的材料？
马小鹤：我想还需假以时日。许多民间文书代代收藏于当地法师等人士手中，在国内的文史作业者，对此感爱好的人会到那里开掘材料。一些研讨者把握了一手材料，将其刊布或许写出研讨效果，我经过他们刊布的相片或许文献做研讨。霞浦文书刊布的进程也是这样，把握相片的人先写出文章来，而且刊布一些材料，研讨首要是依托这些现已刊布的材料。《摩尼光佛》便是林悟殊、杨富学差不多同步刊发的，他们在刊布之前也都把电子版发给我。现在霞浦文书中比较重要的、摩尼教成分比较多的内容，根本上都刊布了。林悟殊、杨富学在刊布的进程里起了很大的效果。我也会收到一些当地学者协作研讨的提议，他们会把相片发给我看看。
您曾表明霞浦文书研讨“第一阶段完毕”，那么“下一阶段”的方向是什么？
马小鹤：现在看来说“第一阶段完毕”为时尚早。新的文书还在不断被发现，比方福清的学者说当地文书里有与回鹘文摩尼教的悔过词适当符合的材料，这是曩昔霞浦文书里没有的。所以“第一阶段”仍在进行。从敦煌文书中新发现摩尼教残篇的或许性现已很低，但在福建不必定，由于咱们对摩尼教在福建的撒播到底有多广还不是很清楚。
咱们能够看看敦煌文书的研讨进程。三篇有关摩尼教文书的汉文残篇被发现、发布、定性今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由西方学者将其翻译成英文以及其他欧洲言语。比方，《摩尼教残经》前几年刚刚被翻译成英译著——此前被奉为经典的是伯希和的法译著，现已吸收了其时欧洲的研讨效果。可是一百年曩昔，摩尼教研讨现已有了适当的前进。当年伯希和所用不是相片，而是罗振玉刊布的重抄本，誊写者有时抄错，有时妄改，这对伯希和与沙畹构成了某种程度的误导。还有个德译著，但根本上是原样翻译。而英译著《摩尼教残经》，把伊朗语、回鹘语残片和汉文材料结合进行比照，是一个全新的效果，而这是很难依托个人的力气完结的。实际上他们组成了一个世界团队，评论了好几年，开过不止一次的筹备会议。其间中心的学者是德国的宗德曼，《摩尼教残经》的伊朗语文书释读是他做出来的。这项作业耗时吃力，效果出书时宗德曼已仙逝。他们方案再出一卷《摩尼教残经》注释，追溯到本来的伊朗语来历、叙利亚语来历等等。
我所说的“下一阶段”，指的是这批福建文书大体开掘和刊布完结后，由华人学者或西方学者将其译成英文和其他欧洲言语，由各国学者一起参加研讨，加深对这些文献的了解。这彻底不是要降低中文学者的作业，林悟殊、杨富学他们所做的第一阶段的作业是必需的。现在，对汉语非母语的摩尼教研讨者来说，很难把这批新发现的材料融入到整个摩尼教研讨的整体中去。就好像科普特文献假设没有被译成欧洲言语，关于不是专门研讨这门言语的人来说，很难运用这个材料。其实西方学者十分留意新材料的发现，他们的音讯有时比我更灵通，像屏南文书的发现，便是匈牙利学者康高宝（Gábor Kósa）先告诉我的。他问我能不能去联络联络，找到相片、文章，共享给其他感爱好的学者做研讨。
我的体会是，摩尼教研讨是一个世界性的研讨。摩尼的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在世时亲身撰写了不少著作，他的弟子则不断地翻译和传达学说，使摩尼教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从叙利亚、伊拉克、中东向西传到地中海、欧洲，向东传到伊朗、印度、中亚到我国。现代学者来做研讨，简直也便是要在丝绸之路这样宽广的规模里，在上述涉及到的各个文明傍边都有一些人对它感爱好，互相沟通，才干逐渐把它搞清楚。这当然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
马小鹤著《霞浦文书研讨》，杨富学著《霞浦摩尼教研讨》，包朗、杨富学著《霞浦摩尼教文献〈摩尼光佛〉研讨》
摩尼教研讨被称为“学术研讨的制高点之一”，能谈谈您的感触吗？
马小鹤：许多年曾经，咱们一群做中亚研讨的中青年去北京，我国社会科学院前史研讨所所长、元史学者陈高华和咱们谈天。他说，围棋是我国的，但其时首要的棋手都是日自己。幸亏咱们有聂卫平，他把华人的围棋水平开展到能和日本棋手对弈。陈先生鼓舞咱们这些做中亚研讨的人，所谓“敦煌在我国，敦煌学在日本”，便是这句话激起了一代我国学者的努力奋斗，我也是这代人中的一员。
孤寂的摩尼教研讨，是很小的一个范畴，归于敦煌吐鲁番学的一部分。但它确有不小的难度。各国学者面对相同的困难，前面说到这么多种言语，没人能通晓一切言语。有人通晓科普特文，有人通晓波斯语，或通晓其他几种，而且能读一些其他学者用今世言语宣布的研讨效果，然后或许在某一方面具有发言权。汉文和波斯语有一点特别，咱们能够阅览古代的言语。但伊朗学者在这个范畴里也没有太特别的优势，这些学识终究是从欧洲开展起来的，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较为抢先，美国也后发先至。比方我知道的日本学者吉田丰，他年轻时日本已是发达国家，年纪轻轻便有机会到欧洲学习粟特语和其他中古伊朗语，又能看懂中文，音韵学也厚实，便真实能在语音释读上做出奉献。而其时我国学者没有这样的条件，“文革”没有完毕，与外界沟通较少。在发现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年代，我国学者如罗振玉、陈垣等人对摩尼教的研讨在世界上也并不差劲，尔后沉寂了一段时刻，改革开放今后才逐渐康复。像林悟殊这一辈学者便是改革开放后读研讨生才逐渐进入这个研讨范畴的。当然，现在的新一代学者有条件学习波斯语、科普特语等言语，有机会去德国等国留学，向各国的摩尼教研讨专家学习，他们是值得等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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